苏轼《凌虚台记》

admin · 发表于 2022-10-17 17:22:40

苏轼《凌虚台记》

国于南山之下，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。四方之山，莫高于终南，而都邑之丽山者，莫近于扶风。以至近求最高，其势必得。而太守之居，未尝知有山焉。虽非事之所以损益，而物理有不当然者。此凌虚之所为筑也。

方其未筑也，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。见山之出入于林木之上者，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，曰：“是必有异。”使工凿其前为方池，以其土筑台，高出于屋之檐而止。然后，人之至于其上者，恍然不知台之高，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。公曰：“是宜名凌虚。”以告其从事苏轼，而求文以为记。

轼复于公曰：“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昔者荒草野田，霜露之所蒙翳，狐虺之所窜伏。方是时，岂知有凌虚台耶?废兴成毁，相寻于无穷，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，皆不可知也。尝试与公登台而望，其东则秦穆之祈年、橐泉也，其南则汉武之长杨、五柞，而其北则隋之仁寿，唐之九成也。计其一时之盛，宏杰诡丽，坚固而不可动者，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!然而，数世之后，欲求其仿佛，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，既已化为禾黍、荆棘、丘墟、陇亩矣，而况于此台欤?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，而况于人事之得丧，忽往而忽来者欤?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，则过矣。盖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。”

既以言于公，退而为之记。

宋仁宗嘉祐六年(1061)十一月，苏轼除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节度判官厅公事，十二月到任。嘉祐八年(1063)，陈希亮(字公弼)自京东转运使代宋选任凤翔知府，他是苏轼的同乡。陈希亮筑凌虚台，苏轼应其所请，作《凌虚台记》。

苏轼为楼台亭谢作记的文字较多，但在这些作品中，作者并不是单纯写景记胜，而是通过题写亭台寓寄自己的思想感情，抒发个人胸臆。苏轼写此文时年28岁，正是初踏仕途、胸怀抱负的时期。他以记台为由，表达了自己对“物之废兴成毁”和“人事之得丧”的看法。苏轼认为小小土台乃至高轩敞殿均不能万世永存，但世间事物中，自有其永恒不朽的东西存在。文章没有伤今吊古的消极情绪，表现了作者积极追求理想和真理的乐观精神。

为什么要建造凌虚台? 苏轼首先介绍了建台的原因。陈公弼的辖治在终南山之下，所以好象生活中的一切，包括饮食起居都与山分不开。四周围的山，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了，而靠近终南山的城镇，没有比扶风更近的了。扶风郡，宋时改为凤翔府，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。苏轼用的是旧称。通过对扶风地理位置的描述，文章点明了建造凌虚台的第一个原因：“以至近求最高，其势必得。”在离山最近的地方探索山的最高处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凌虚台建在这里，先得地利，是最佳选择。建造凌虚台的第二个原因，是太守陈公弼赴任后，“未尝知有山焉”。太守是郡的最高长官，宋时改为府或州，太守即改称“知府”或“知州”，文章用的也是旧称。陈公弼非不知有山，而是凌虚台尚未建造，不能得窥终南山的“真面目”，以收登高望远之功。虽然山不会因为有人不能窥其全豹而有所增减，但是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，居住在山边而不能尽情领略山川秀色，毕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。从观山的角度来看，凌虚台的建造是势在必行。

紧接着文章说明了筑台的过程。未建台时，陈太守拄着拐杖，穿着便鞋，逍遥自在地在山下游览。只见山峰在树梢上忽隐忽现，连绵不断，这情景就象一群人从墙外走过，而墙内只能看见他们的发髻一样。奇特的自然景色使他感到惊诧，也愈发激起了他的不满足：那没有看见的景色一定更为壮观。于是他“使工凿其前为方池，以其土筑台，高出于屋之檐而止。”及台落成，人乍一登上高台，眼前视野突然开阔，感觉不到是台高的缘故，却以为是群山在踊跃奔腾，好象突然从地上冒出来似的。陈公弼在造台之前曾说“是必有异”，现在一看，果然景色绚丽、山势磅礴，“山之踊跃奋迅而出”与“是必有异”前后呼应，烘托出终南山雄伟壮阔、气象万千的景色。如此佳景，得台之力，陈公弼说“是宜为凌虚”，取其高耸入云霄之意。有台不可无文，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下属苏轼，求其文章以为记。

苏轼遵命属文，不仅记凌虚台的建造过程，而且也记下了他回复陈公弼的一段话，而这一段议论，才是《凌虚台记》这篇文章的主旨。苏轼说，世上万物的兴盛与毁灭，是无法捉摸的。从前这里荒草敝野，霜露覆盖，狐、毒蛇出没无常，那时，哪里会知道这里会建成凌虚台呢?兴盛与毁灭交相更替，是无穷无尽的。“台之复为荒草野田，皆不可知也。”接着苏轼话锋一转，又从历史的高度来论证他的观点，我与您曾登高远望，台的东面是秦穆公的祈年观、橐泉宫; 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宫、五柞宫; 北面是隋代的仁寿宫、唐朝的九成宫，这些宫殿当时兴盛的状况，那种宏伟高大、奇特壮丽、坚固而不可动摇的气势，“岂特百倍于台而己哉!”虽然盛极一时，但经过几代之后，后人看看它们大致的轮廊，却只有断壁残垣，成为长满庄稼的田野和荆棘丛生的废墟了!皇家的宫苑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一座小小的土台呢?谈到这里，苏轼又把议论从宫苑土台建筑引向人事：“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，而况于人事之得丧，忽而往忽来者欤?”无论是巍峨的宫殿还是新筑的土台都不能万世永存，人事的得失则更加飘忽不定了。没有弄清这个道理的人想用一时的得失向世人炫耀，以此为满足，那就错了。大概世上总有一种足以依靠而永存的东西吧，不过它同这座土台没有关系。这一大段议论，苏轼雄辩滔滔，口若悬河，先从“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”这一论题谈起，用今台建于荒草野田，后必复为荒草野田作依据，证明“废兴成毁，相寻于无穷。”接着引古论今，纵横捭阖，从历史上有名的皇家宫苑化为断壁残垣、禾黍陇亩，说明凌虚台也不可能永世长存;然后再从凌虚台转向人事，对“夸世而自足”的执迷不悟者予以劝戒。最后点明“盖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是。”这一句是全文的点睛之笔，是文眼，它说明虽然世上万物的兴盛与毁灭是无法捉摸的，是很难预料的，但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有足以依靠可以永存的东西，而这种永恒的东西又是什么呢?是政治业绩?文章?道德?还是三者兼而有之?作者只用一句话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未作正面回答，便戛然而止，引而不发，寓意深远，堪人品味。

苏轼文章，善于虚实相济，以变济穷，《凌虚台记》先实后虚，尽得波澜层生之妙。文章起手先写筑台原因，次写台的建造过程与凌虚之名的来由，再写陈公弼聘请作者作记，依次一一破题，似乎文意已尽，但文中突然又无中生有，猛然提出“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”这一命题，奇峰突起，使文章顿起波澜。凌虚台当今建成，今后必将毁废，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。秦、汉，隋、唐的宫殿，也经历了这一过程，可见台殿及人事均“不是以恃长久”，足以恃长久者不在此。虽然作者对足以恃长久的事物没有点明，但作者要揭示的题旨已尽在文章之中了。文章前半部分是实，后半部分是虚，由实入虚，化有为无，文章愈书而愈不穷。文章按建台的缘起、经过、感受和认识的次序，一气呵成，文理畅达，笔墨淋漓酣畅。

此文写作手法平中见奇，富于变化。陈公弼造凌虚台，虽名为“凌虚”，其实土台并不很高，只是陈公弼平时隔着树林看山，仅能从远处树梢上看山尖，看不到山的全貌，于是产生了登高一览的愿望。一旦登上高台，眼界顿觉豁然开朗，山势连绵起伏，宛如长龙踊跃奔腾，形象地写出了登台者视觉的变化。文章开始两段，文字平易：“此凌虚之所为筑也。”“而求文以为记。”介绍凌虚台的缘起，好似娓娓道来。及议论一出，则文风一变，笔力纵横，豪气英发。议论内容从今到古，从古到今; 从台到殿，从殿到台，从台殿到人事，从人事到世界上“盖有足恃者”，极尽腾挪变化之能事。

《凌虚台记》记人准确传神，写景生动形象，议论精譬有力。凌虚台未建时，“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”，“杖履逍遥”四个字，非常形象地写出了陈公弼怡然自得的神态。文章写景通过建台前后作为对比，建台前“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，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”。比喻新颖有趣，不落俗套。建台后“人之至于其上者，恍然不知其台之高，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。”既写出了山势莽苍的动态美，又写出了游人飘飘凌虚，不知所在的感觉，使人如身临其境。作者的议论使用正与反、古与今作对比，具有强烈的哲理色彩和厚重的历史深度。正面写先朝宫殿“一时之盛，宏杰诡丽”，但“数世之后”，已化为“禾黍、荆棘、丘墟、垅亩矣”。反面写凌虚台也不可能万世永存。苏轼用对比的方法，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赋予文章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一般楼台亭榭的题记文章，应景的写法是褒扬有加，溢美之辞盈耳，但苏轼所作《凌虚台记》在新台落成之时，说它终究会被废毁，这一通议论、虽是至理，却不顺耳。这固然是苏轼与陈太守关系较近 (十七年后，苏轼官贬黄州途中遇陈希亮四子陈慥，又为其作《方山子传》)，可以直抒胸臆，但也是作者提倡文章要有意而言，不为谀文，“言必中当世之过”(《凫绎先生诗集叙》，创作思想的反映。

苏轼《凌虚台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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