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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凌虚台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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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 time 2022-10-17 17:22:40 | Show all posts |Read mode
苏轼《凌虚台记》

国于南山之下,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。四方之山,莫高于终南,而都邑之丽山者,莫近于扶风。以至近求最高,其势必得。而太守之居,未尝知有山焉。虽非事之所以损益,而物理有不当然者。此凌虚之所为筑也。

方其未筑也,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。见山之出入于林木之上者,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,曰:“是必有异。”使工凿其前为方池,以其土筑台,高出于屋之檐而止。然后,人之至于其上者,恍然不知台之高,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。公曰:“是宜名凌虚。”以告其从事苏轼,而求文以为记。

轼复于公曰:“物之废兴成毁,不可得而知也。昔者荒草野田,霜露之所蒙翳,狐虺之所窜伏。方是时,岂知有凌虚台耶?废兴成毁,相寻于无穷,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,皆不可知也。尝试与公登台而望,其东则秦穆之祈年、橐泉也,其南则汉武之长杨、五柞,而其北则隋之仁寿,唐之九成也。计其一时之盛,宏杰诡丽,坚固而不可动者,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!然而,数世之后,欲求其仿佛,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,既已化为禾黍、荆棘、丘墟、陇亩矣,而况于此台欤?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,而况于人事之得丧,忽往而忽来者欤?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,则过矣。盖世有足恃者,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。”

既以言于公,退而为之记。

宋仁宗嘉祐六年(1061)十一月,苏轼除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节度判官厅公事,十二月到任。嘉祐八年(1063),陈希亮(字公弼)自京东转运使代宋选任凤翔知府,他是苏轼的同乡。陈希亮筑凌虚台,苏轼应其所请,作《凌虚台记》。

苏轼为楼台亭谢作记的文字较多,但在这些作品中,作者并不是单纯写景记胜,而是通过题写亭台寓寄自己的思想感情,抒发个人胸臆。苏轼写此文时年28岁,正是初踏仕途、胸怀抱负的时期。他以记台为由,表达了自己对“物之废兴成毁”和“人事之得丧”的看法。苏轼认为小小土台乃至高轩敞殿均不能万世永存,但世间事物中,自有其永恒不朽的东西存在。文章没有伤今吊古的消极情绪,表现了作者积极追求理想和真理的乐观精神。

为什么要建造凌虚台? 苏轼首先介绍了建台的原因。陈公弼的辖治在终南山之下,所以好象生活中的一切,包括饮食起居都与山分不开。四周围的山,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了,而靠近终南山的城镇,没有比扶风更近的了。扶风郡,宋时改为凤翔府,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。苏轼用的是旧称。通过对扶风地理位置的描述,文章点明了建造凌虚台的第一个原因:“以至近求最高,其势必得。”在离山最近的地方探索山的最高处,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凌虚台建在这里,先得地利,是最佳选择。建造凌虚台的第二个原因,是太守陈公弼赴任后,“未尝知有山焉”。太守是郡的最高长官,宋时改为府或州,太守即改称“知府”或“知州”,文章用的也是旧称。陈公弼非不知有山,而是凌虚台尚未建造,不能得窥终南山的“真面目”,以收登高望远之功。虽然山不会因为有人不能窥其全豹而有所增减,但是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,居住在山边而不能尽情领略山川秀色,毕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。从观山的角度来看,凌虚台的建造是势在必行。

紧接着文章说明了筑台的过程。未建台时,陈太守拄着拐杖,穿着便鞋,逍遥自在地在山下游览。只见山峰在树梢上忽隐忽现,连绵不断,这情景就象一群人从墙外走过,而墙内只能看见他们的发髻一样。奇特的自然景色使他感到惊诧,也愈发激起了他的不满足: 那没有看见的景色一定更为壮观。于是他“使工凿其前为方池,以其土筑台,高出于屋之檐而止。”及台落成,人乍一登上高台,眼前视野突然开阔,感觉不到是台高的缘故,却以为是群山在踊跃奔腾,好象突然从地上冒出来似的。陈公弼在造台之前曾说“是必有异”,现在一看,果然景色绚丽、山势磅礴,“山之踊跃奋迅而出”与“是必有异”前后呼应,烘托出终南山雄伟壮阔、气象万千的景色。如此佳景,得台之力,陈公弼说“是宜为凌虚”,取其高耸入云霄之意。有台不可无文,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下属苏轼,求其文章以为记。

苏轼遵命属文,不仅记凌虚台的建造过程,而且也记下了他回复陈公弼的一段话,而这一段议论,才是《凌虚台记》这篇文章的主旨。苏轼说,世上万物的兴盛与毁灭,是无法捉摸的。从前这里荒草敝野,霜露覆盖,狐、毒蛇出没无常,那时,哪里会知道这里会建成凌虚台呢?兴盛与毁灭交相更替,是无穷无尽的。“台之复为荒草野田,皆不可知也。”接着苏轼话锋一转,又从历史的高度来论证他的观点,我与您曾登高远望,台的东面是秦穆公的祈年观、橐泉宫; 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宫、五柞宫; 北面是隋代的仁寿宫、唐朝的九成宫,这些宫殿当时兴盛的状况,那种宏伟高大、奇特壮丽、坚固而不可动摇的气势,“岂特百倍于台而己哉!”虽然盛极一时,但经过几代之后,后人看看它们大致的轮廊,却只有断壁残垣,成为长满庄稼的田野和荆棘丛生的废墟了!皇家的宫苑尚且如此,更何况一座小小的土台呢?谈到这里,苏轼又把议论从宫苑土台建筑引向人事:“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,而况于人事之得丧,忽而往忽来者欤?”无论是巍峨的宫殿还是新筑的土台都不能万世永存,人事的得失则更加飘忽不定了。没有弄清这个道理的人想用一时的得失向世人炫耀,以此为满足,那就错了。大概世上总有一种足以依靠而永存的东西吧,不过它同这座土台没有关系。这一大段议论,苏轼雄辩滔滔,口若悬河,先从“物之废兴成毁,不可得而知也”这一论题谈起,用今台建于荒草野田,后必复为荒草野田作依据,证明“废兴成毁,相寻于无穷。”接着引古论今,纵横捭阖,从历史上有名的皇家宫苑化为断壁残垣、禾黍陇亩,说明凌虚台也不可能永世长存;然后再从凌虚台转向人事,对“夸世而自足”的执迷不悟者予以劝戒。最后点明“盖世有足恃者,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是。”这一句是全文的点睛之笔,是文眼,它说明虽然世上万物的兴盛与毁灭是无法捉摸的,是很难预料的,但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有足以依靠可以永存的东西,而这种永恒的东西又是什么呢?是政治业绩?文章?道德?还是三者兼而有之?作者只用一句话提出了这个问题,未作正面回答,便戛然而止,引而不发,寓意深远,堪人品味。

苏轼文章,善于虚实相济,以变济穷,《凌虚台记》先实后虚,尽得波澜层生之妙。文章起手先写筑台原因,次写台的建造过程与凌虚之名的来由,再写陈公弼聘请作者作记,依次一一破题,似乎文意已尽,但文中突然又无中生有,猛然提出“物之废兴成毁,不可得而知也”这一命题,奇峰突起,使文章顿起波澜。凌虚台当今建成,今后必将毁废,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。秦、汉,隋、唐的宫殿,也经历了这一过程,可见台殿及人事均“不是以恃长久”,足以恃长久者不在此。虽然作者对足以恃长久的事物没有点明,但作者要揭示的题旨已尽在文章之中了。文章前半部分是实,后半部分是虚,由实入虚,化有为无,文章愈书而愈不穷。文章按建台的缘起、经过、感受和认识的次序,一气呵成,文理畅达,笔墨淋漓酣畅。

此文写作手法平中见奇,富于变化。陈公弼造凌虚台,虽名为“凌虚”,其实土台并不很高,只是陈公弼平时隔着树林看山,仅能从远处树梢上看山尖,看不到山的全貌,于是产生了登高一览的愿望。一旦登上高台,眼界顿觉豁然开朗,山势连绵起伏,宛如长龙踊跃奔腾,形象地写出了登台者视觉的变化。文章开始两段,文字平易:“此凌虚之所为筑也。”“而求文以为记。”介绍凌虚台的缘起,好似娓娓道来。及议论一出,则文风一变,笔力纵横,豪气英发。议论内容从今到古,从古到今; 从台到殿,从殿到台,从台殿到人事,从人事到世界上“盖有足恃者”,极尽腾挪变化之能事。

《凌虚台记》记人准确传神,写景生动形象,议论精譬有力。凌虚台未建时,“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”,“杖履逍遥”四个字,非常形象地写出了陈公弼怡然自得的神态。文章写景通过建台前后作为对比,建台前“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,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”。比喻新颖有趣,不落俗套。建台后“人之至于其上者,恍然不知其台之高,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。”既写出了山势莽苍的动态美,又写出了游人飘飘凌虚,不知所在的感觉,使人如身临其境。作者的议论使用正与反、古与今作对比,具有强烈的哲理色彩和厚重的历史深度。正面写先朝宫殿“一时之盛,宏杰诡丽”,但“数世之后”,已化为“禾黍、荆棘、丘墟、垅亩矣”。反面写凌虚台也不可能万世永存。苏轼用对比的方法,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赋予文章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一般楼台亭榭的题记文章,应景的写法是褒扬有加,溢美之辞盈耳,但苏轼所作《凌虚台记》在新台落成之时,说它终究会被废毁,这一通议论、虽是至理,却不顺耳。这固然是苏轼与陈太守关系较近 (十七年后,苏轼官贬黄州途中遇陈希亮四子陈慥,又为其作《方山子传》),可以直抒胸臆,但也是作者提倡文章要有意而言,不为谀文,“言必中当世之过”(《凫绎先生诗集叙》,创作思想的反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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