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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放鹤亭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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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 time 2022-10-17 17:21:49 | Show all posts |Read mode
苏轼《放鹤亭记》

熙宁十年秋,彭城大水。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,水及其半扉。明年春,水落,迁于故居之东,东山之麓。升高而望,得异境焉,作亭于其上。彭城之山,冈岭四合,隐然如大环,独缺其西十二,而山人之亭,适当其缺。春夏之交,草木际天,秋冬雪月,千里一色。风雨晦明之间,俯仰百变。山人有二鹤。甚驯而善飞。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,纵其所如,或立于陂田,或翔于云表,暮则傃东山而归,故名之曰“放鹤亭”。

郡守苏轼,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,饮酒于斯亭而乐之,挹山人而告之曰:“子知隐居之乐乎? 虽南面之君,未可与易也! 《易》 曰:‘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。’《诗》 曰:‘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天。’盖其为物清远闲放,超然于尘垢之外,故《易》、《诗》人以比贤人君子。隐德之士,狎而玩之,宜若有益而无损者,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。周公作《酒诰》,卫武公作《抑》 戒,以为荒惑败乱,无若酒者,而刘伶、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。嗟夫! 南面之君,虽清远闲放如鹤者,犹不得好,好之则亡其国。而山林遁世之士,虽荒惑败乱如酒者,犹不能为害,而况于鹤乎? 由此观之,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。

山人欣然而笑曰:“有是哉!”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:“鹤飞去兮,西山之缺,高翔而下览兮,择所适。翻然敛翼,宛将集兮; 忽何所见,矫然而复击。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,吸苍苔而履白石。鹤归来兮,东山之阴。其下有人兮,黄冠草履,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,其余以汝饱。归来归来兮,西山不可以久留。”

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。

超脱者,超然以处世,脱俗以待时。自古文人多失意,失意常欲求超脱。然则虽放浪形骸之外,却难免缠绵悱恻于心,以此观之,想达到真正的超脱确乎其难。文人虽高雅,却非不食人间烟火,不识人情世事,于是寄情于山水之间,托志于万物之中。言情寓志,何谓超脱?读文人失意后的求超脱之作,常能品味出隐藏在超脱后的怨愤和若闷、自慰和自嘲,乃至深深的积郁和淡淡的哀愁。君若不信,请读苏轼之《放鹤亭记》。

“熙宁十年秋”,篇首五字即点明时间。熙宁四年起,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屡遭贬谪。熙宁十年,他被调任徐州知州,时年34岁。从2l岁起便跻身宦途的苏轼,此刻不言国家大事,却寄情山野,寻求超逸,如是悖况,实因仕途坎坷,聊借闲情以遣苦闷。以这样的背景来揣摩苏轼这篇文章,其旨便可了然于胸。

下面分段来看。

第一段,作者先介绍了放鹤亭的由来,由“彭城大水”写到张君迁居,又从迁居写到“作亭”,进而写亭之位置,周围的环境,引出放鹤的画面,遂落至“故名之曰放鹤亭”一句,点出题目。开篇从时间和空间上由远及近地层层引入,井然有序,生动自然,不禁令人想起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的开篇,大有异曲同工之妙,读者不妨参比而阅。和欧阳修一样,作为散文大家的苏轼也是文笔简洁传神,写景状物仅寥寥数语,便使读者如临其境。“春夏之交,草木际天,秋冬雪月,千里一色。风雨晦明之间,俯仰百变。”只二十六字,便写出四季之异趣,气候之变化,堪称凝练之笔。再如,“或立于陂田,或翔于云表,暮则傃东山而归”,不过十七字,就将二鹤的静态和动态描绘得栩栩如生,如睹其状,如闻其鸣。

倘若借音乐来比拟的话,此段的节奏可以说是抒情的慢板。

第二段,是借文中作者告山人之语来抒发自己的见解,以阐述“隐居之乐”。作者在这里一转抒情写景的笔法,引经据典地发表议论,这种写法在抒情散文中本是忌讳的,但作者紧扣文题,转折似天衣无缝,反给人以振聋发馈,耳目一新之感。作者引用了《易》中之句,“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”,《诗》中之句,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天”言其以鹤喻贤人君子,为后文中含蓄地以鹤自比设下了伏笔,做好了铺垫。作者此处引用这两句“经文”是颇有深意的,读者不妨细细体会。随后,作者又据典以论:卫懿公好鹤而亡国,周公、卫武公所以不纵情饮酒,皆因“荒惑败乱,无若酒者”,而刘伶、阮籍又借酒保全其气节以致名传后世。透过这番议论我们可以揣摩到作者虽欲寻求超脱却又唯恐玩物丧志,纵酒移情的矛盾心理。既然作者并不称道前人的这些超脱之法,又有什么更好的超脱之道呢?作者终于和盘托出了他的高见,不过“隐居”二字;因为闲云野鹤式的隐逸生活“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”,“虽南面之君,未可与易也”。作者以为这种方法更为高雅,胜人一筹,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自我宽慰而已,无形中反倒更增添了几分悲凉之感。联想其当时的境况,我们不难体会出一种“未得葡萄而言其酸”的意味。

这段文字虽语不离鹤,却又似乎在讲史,虽是在讲史,却又分明借古喻今,告诫世人。这样由鹤及史,由史及今,穿插议论,融为一体,令人感到文势排闼而来,节节逼进,一气呵成,一贯到底。如果我们同样借音乐的节奏来比喻此段,则堪称刚劲的快板。

再看第三段。作者借山人之口唱出了一首“放鹤招鹤之歌”,描绘了仙鹤的飘逸之姿,尽情抒发了心中的感慨,既紧扣上段之议论而作抒发,又呼应前段之写鹤而增神韵。最后一句“归来归来兮,西山不可以久留”一反“放鹤”之题,作惊人之语,既紧扣题目而又不重复题目,反而赋予放鹤亭以新的含义,正所谓以放鹤始,以招鹤结。至此,方点出全篇主旨,写尽作者之心境。我们自然可以揣摩到: 作者寄情于鹤,将身比鹤,身处放鹤之境,而无时不渴盼招鹤之时,于闲散飘逸之中,分明潜藏着不甘寂寞,屈以待时,重返政坛,东山再起的心迹。此段畅抒胸臆,痛快淋漓,以音乐比之恰似如歌的行板,韵味悠长。

最后一段只有一句:“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”,干脆利落,戛然而止,并与篇首起句相照应。(元丰元年即熙宁十年的第二年。) 正象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描绘的:“曲终收拨当心划,四弦一声如裂帛”。这样,既起到了收尾的作用,又不会扯断读者的思路,读完全篇人们仍觉放鹤招鹤之歌余音在耳,催人品味。许多散文名篇多用此收尾之法,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,可见散文大家皆深得此中三昧。

总之,《放鹤亭记》从结构上看,层次分明,语言简练,节奏清晰,变化有致,起承转合,缜密严谨; 从内容上看,作者借题发挥,自然展开,通篇虽紧扣一个“鹤”字,却处处写的是人,是情,是意境,是抱负。《放鹤亭记》不愧为一篇寓情于景,借物抒情的古代散文名作。

还要说及的是,作者因坚持自己的政见,被新旧两党都视为政敌,于是造成了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悲剧命运。在逆境中,他始终以旷达处世、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政治上的挫折,保持乐观执著的追求精神。但文章是感情的真实流露,作者欲寄情景物,正是要排遣失意的困扰,而之所以要摆脱这种困扰,又恰因作者不能忘情于物外所致。这种矛盾的心理。造就了作者这一时期散文中那种托物借景以抒怀喻志,含蓄委婉而又挥洒自如的独特风格。

屈原经流徙而赋《离骚》,司马迁受腐刑而著《史记》,杜甫遭离乱而成诗圣,李白饮斗酒而号诗仙,苏轼被贬谪而作超脱之文。常言道:“人有境遇而文如其人”,信然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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