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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灵璧张氏园亭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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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 time 2022-10-17 17:20:17 | Show all posts |Read mode
苏轼《灵璧张氏园亭记》

道京师而东,水浮浊流,陆走黄尘。陂田苍莽,行者倦厌。凡八百里,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。其外修竹森然以高,乔木蓊然以深。其中因汴之余浸,以为陂池,取山之怪石,以为岩阜。蒲苇莲芡,有江湖之思,椅桐、桧楩,有山林之气。奇花美草,有京洛之态,华堂厦屋,有吴、蜀之巧,其深可以隐,其富可以养。果蔬可以饱邻里,鱼鳖笋茹,可以馈四方之宾客。余自彭城,移守吴兴,由宋登舟,三宿而至其下。肩舆叩门,见张氏之子硕,硕求余文以记之。

维张氏世有显人,自其伯父殿中君,与其先人通州府君,始家灵璧而为此园。作兰皋之亭,以养其亲。其后出仕于朝,名闻一时。推其余力,日增治之,于今五十余年矣。其木皆十围,岸谷隐然,凡园之百物,无一不可人意者,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。

古之君子,不必仕,不必不仕。必仕则妄其身,必不仕则忘其君。譬之饮食,适于饥饱而已。然士罕能蹈其义、赴其节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,出者狃于利而忘返。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,怀禄苟安之弊。今张氏之先君,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,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,舟车冠盖之冲。凡朝夕之奉,燕游之乐,不求而足。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,则跬步市朝之上; 闭门而归隐,则俯仰山林之下,于以养生治性,行义求志,无适而不可。故其子孙,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,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,盖其先君之泽也。

余为彭城二年,乐其土风,将去不忍,而彭城之父老,亦莫余厌也,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。南望灵壁,鸡犬之声相闻,幅巾杖履,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,以与其子孙游,将必有日矣。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。

宋神宗元丰二年 (1079) 七月,世称“乌台”的御史府御史何正臣、舒亶、李定等先后断章取义苏轼诗文,构陷东坡愚弄朝廷、讥斥时政,铸就震惊朝野的“乌台诗案”,加罪东坡。其中,“文罪”之一即为《灵壁张氏园亭记》中苏轼所言的“古之君子不必仕,不必不仕,必仕则妄其身,不仕则忘其君”一句,被“乌台诗案”定为“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,以乱取士之法”之罪名,系狱而后贬至黄州“赋闲”。这篇作于当年三月苏轼罢知徐州改知湖州上任途中的园林文字,可欣赏的“风光”,固然有苏轼因文累罪的、得之于心成之于纸的“不必仕,不必不仕”“可隐可仕”的儒意佛心道人语,但灵壁张氏园亭可观览的显然不止于此,更有别景风光能够娱情乐意。

《凤阳府志》云:“张氏园亭,在灵璧县 (今安徽灵璧县) 古汴水之阳”,苏轼以优美文字状其景述其用,“其外修竹森然以高,乔木蓊然以深”,此句言张园以修竹乔木为庭院屏障,“高深”二字,写出张园的规模与神秘感。“其中因汴之余浸,以为陂池,取山之怪石,以为岩阜”。在造园艺术上,张氏可称匠心独运,借天成的汴河干涸后遗留下的水坑,人工注水为园中池塘,配上具有观赏价值的奇石怪岩,形成假山假水别致景。小小园林中,自有一种山水格局陶然世界可以散心闲情。“蒲苇莲芡,有江湖之思,椅桐、桧柏,有山林之气,奇花美草,有京洛之态,华堂厦屋,有吴蜀之巧”。池中芦苇莲蓬菱芡覆水,高大桐柏遮山掩石,奇美花草点径缀室,飞檐画栋挑梁架屋,一园皆具。真是人造江湖山林庭院中既有“京洛、吴蜀之巧”,又有真江湖山水之灵气。可供游览之余,中看还中用的张氏园亭,“其深可以隐,其富可以养。果蔬可以饱邻里,鱼鳖笋茹,可以馈四方之宾客。”身居一园,自足自乐自养自有一番天地,美观实用,完全是中国园林的典型风格。如此风景,胸蕴山水的东坡,自然要停轿皖中名园,游情游意,赐与园主妙文墨宝了。

状园之美述园之用如此,追园之成之功又何如呢?文章自然段二水到渠成似地把此问阐述明白了。园成之因在于“张氏世有显人,自其伯父殿中君,与其先人通州府君,始家灵璧而为此园。作兰皋之亭,以养其亲。”张家祖上显贵,鼎借祖荫,成此蓄身养亲之园亭。“推其余力,日增治之,于今五十余年矣。其木皆十围,岸谷隐然,凡园之百物,无一不可人意者”,子孙发扬光大祖上功德,日日增治调理,半个世纪下来,才使得一个寻常居处坐落的家园成为“无一不可人意者”的可人园亭。

停轿坐爱张园景,步移足行中,东坡免不得要借园写心,道一道他奔波于仕途宦道的了悟心得。“古之君子,不必仕,不必不仕”,古代的君子贤人,不一定非要入世做官,安邦治国;也不一定非要避世不做官,隐山匿林。“仕与不仕”关键在于能“蹈其义,赴其节”,入世出世都能自主自由,不失义节操守。说白一点,就是无论进退朝野,都不失独立人格。苏轼正是立于这一点,不苟同于那些安故难出的“出世者”、“多余人”,也批判了那些贪利忘义的小人,从而褒扬张氏先人“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”。其“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,舟车冠盖之冲。凡朝夕之奉,燕游之乐,不求而足。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,则跬步市朝之上;闭门而归隐,则俯仰山林之下,于以养生治性,行义求志,无适而不可。”“可隐可仕”进退入出自足自由的心志功德,果然“其子孙,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,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”,这正是苏轼所推崇的人生。

身随时势起伏升降,“时仕时不仕”的苏轼,元丰初年已历仕北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,亲历熙宁变法,对北宋反复多变、党争此起彼伏的动荡政局感触尤深。早年“奋励有当世志”(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)的“仕”愿已屡屡受挫;更加思想中儒释道一统于心,入世出世避世的念头交织在一起,“不仕”意或淡逸或豪迈地表现在他黄州文学时期前后的诗文中。山水园林文字就经常和论政理事文字交错出现,或共操于一篇,儒衣僧帽道人鞋着于一身,难分难解了。这是东坡散文中的一大风格。

自然段四,不用多费口舌,也不难看出东坡期望如张氏一样,无论仕隐行处,能有一“可人园亭”,“养生冶性,行义求志,无适而不可。”只可惜,东坡一生留下的都只是不限于此文的养性言志的浩瀚文墨而已,更何曾料及这点闲情逸致竟成了“莫须有”的罪名,使他锒铛下狱。政客们的肠胃未免也太小气促狭了一些吧?子虚也好,乌有也罢,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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