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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《唐六臣传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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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2-10-17 16:29:0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欧阳修《唐六臣传论》

呜呼!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?甚乎作俑者也,真可谓不仁之人哉!

予尝至繁城,读《魏受禅碑》,见汉之群臣称魏功德,而大书深刻,自列其姓名,以夸耀于世。又读《梁实录》,见文蔚等所为如此,未尝不为之流涕也。夫以国予人而自夸耀,及遂相之,此非小人,孰能为也!汉、唐之末,举其朝皆小人也,而其君子者何在哉?当汉之亡也,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,而立其朝者,皆小人也,然后汉从而亡。及唐之亡也,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,而其余存者,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,然后唐从而亡。

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,必进朋党之说;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,必进朋党之说;欲夺国而与人者,必进朋党之说。夫为君子者,故尝寡过,小人欲加之罪,则有可诬者,有不可诬者,不能遍及也;至欲举天下之善,求其类而尽去之,唯指以为朋党耳。故其亲戚故旧,谓之朋党可也;交游执友,谓之朋党可也;宦学相同,谓之朋党可也; 门生故吏,谓之朋党可也。是数者,皆其类也,皆善人也。故曰: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,唯以朋党罪之,则无免者矣。

夫善善之相乐,以其类同,此自然之理也。故闻善者必相称誉,称誉则谓之朋党;得善者必相荐引,荐引则谓之朋党。使人闻善不敢称誉,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;见善不敢荐,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。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,则为人主者,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! 故曰: 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,必用朋党之说也。

一君子存,群小人虽众,必有所忌,而有所不敢为。唯空国而无君子,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,则汉魏、唐梁之际是也。故曰:可夺国而予人者,由其国无君子; 空国而无君子,由以朋党而去之也。

呜呼! 朋党之说,人主可不察哉! 传曰“一言可以丧邦”者,其是之谓欤。可不鉴哉,可不戒哉!

这是一篇史论文章,为欧阳修所撰《新五代史》卷三十五《唐六臣传》的一段议论。全文纵横捭阖、淋漓尽致地阐发了作者对所谓“朋党说”的斥责,旗帜鲜明,立论精警,逻辑性强,环环相扣构成了本文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色,是一篇有极强说服力的议论文。

唐六臣是指唐哀帝时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、杨涉,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张策,吏部侍郎、太常卿赵光逢,御史大夫薛贻矩,礼部尚书苏循六人。这六位仕唐的臣子虽性格不同,为人各异,且都没有什么超俗的才能、盖世的功业,但哀帝被迫逊位以后,他们却不约而同摇身一变,当上了梁太祖朱温的高官,一齐辅佐新朝主子。这种行径在封建正统观念甚强的史官欧阳修眼中,无非是一群德行两亏的小人,因而就为他们作了一篇合传。他们由唐仕梁,而大书“唐六臣”者,乃是寓褒贬于一字的《春秋》诛心之法。

在六臣本传之前,欧阳修还精心结构序论一篇,历述唐末朝中政局,以“白马之祸”为鉴,意在总结唐朝覆亡的历史教训,并揭示出撰《唐六臣传》的目的。唐哀帝天祐三年 (906),梁王欲举自己的亲信张廷范为太常卿,宰相裴枢极力反对,认为太常卿一官当以清流为之,梁王因而大怒,借故将裴枢、独孤损、崔远等七人贬官,随后又同赐死于白马驿。此后又诬在朝忠于唐室反对梁王的缙绅之士为朋党,坐贬死者达数百人之多,这就是有名的“白马之祸”。据此,欧阳修认为:“唐之亡也,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,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、倾险狯猾、趋利卖国之徒也。不然,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!”

这篇《唐六臣传论》即在六人本传之后,承引论之绪,又延引汉末史实,继续发挥议论朋党说的荒谬,与前序论前后呼应,相映生辉,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史学思想。

唐吴兢《贞观政要·任贤》说: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 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 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欧阳修撰写《唐六臣传论》的目的正是借古鉴今,用历史为现实服务。景祐三年 (1036),宋代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在朝中发生争论,吕攻讦范“所引用,皆朋党也”,结果范仲淹罢知饶州,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,馆阁校勘欧阳修移书责谏官高若讷坐视不救,结果范、尹、欧阳三人同被贬,朋党之论也由此而起,拉开了斗争的序幕。庆历四年 (1044),朝中推行新政,朋党之论又起,杜衍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被指为朋党,愤激之下,欧阳修写下了《朋党论》一文。该文中说:“大凡君子与君子,以同道为朋;小人与小人,以同利为朋”,“然臣谓小人无朋,唯君子则有之”,似乎承认了君子有朋党之说,实则乃是从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这一角度论证的;《唐六臣传论》则从另一角度论证朋党说之伪,以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及“君子矜而不争,群而不党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立论,不承认君子有朋党了。二文选择的论述角度不同,却殊途同归,皆以孔子学说为旨归,显示了作者运用儒家传统思想分析历史、解释历史的观点。这虽有一定的片面性,但由于文章组织的严密、论证与论据结合得天衣无缝,层层剥笋,语言质朴而富于表现力,终于赢得了令人信服的魅力。

欧阳修写这类史论文章好用“呜呼”二字表达感叹之意,据他自己解释是因为:“昔孔子作《春秋》,因乱世而立治法;余为本纪,以治法而正乱君,发论必以‘呜呼’,曰:此乱世之书也!”(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卷十九引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)这种作法曾受到清人章学诚的讥讽:“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,如何可称史才!”(《章氏遗书》外编一《信摭》)但平心而论,如果不理会作者有意继承《春秋》笔法的实质,那么此文前后两用“呜呼”,却有警世的妙用。如文章开头于“呜呼”以下故设问语:“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?”而下句又不作正面回答,仅以“不仁之人”为断语,点明了全篇立论主旨,开门见山,笔力千钧!

文章第二段笔锋一转,径写自己在繁城(故址在今河南临颖县西北)所见《魏受禅碑》文及平居所读《梁实录》的事实,将汉、唐两段极其相似的历史事件组织在一起,大发感慨。由于论据的选择典型,从而将历史的个别升华为历史的普遍,为以下阐述朋党说可导致亡国的极大危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有顺水推舟之效。读者诵读至此,感情为之震撼,必然身不由己地随着作者的思路而下,犹如江河行地,无遮无拦。东汉末年,宦官专权,李膺、郭泰等正直之士与之斗争,终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。反对宦官专权诸人及其族人友朋皆被指为党人,免官禁锢,此后汉献帝在繁城被迫禅位魏文帝曹丕,东汉覆亡。欧阳修写唐末之际的历史,特意选择似曾相识的汉末史实为证,就是为增加文章的说服力,打动读者。

封建时代,一朝一代的兴亡衰替自有其政治、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。封建帝王借朋党之名尽除朝中正士,是其政治腐败、经济破产下的产物,是行将亡国时的现象而非原因。作者在议论中将现象当作原因来考察,是有偏颇的。专制社会中。皇权至高无上,一旦政权衰弱,国家机器就会运转不灵,朝纲混乱,上下闭塞,而这时的封建帝王担心的却往往是大权旁落,所以极易于听信朋党说而猜忌丛生,终于导致滥杀臣属的举措,其国也每每随之为强有力者所替代。欧阳修意图用这种怵目惊心的事实告戒封建帝王,而不作更深入的探讨,因为其目的仅此而已。全文论点若细究起来不够完善全面,但由于文章写法的成熟,恰恰可以弥补论点的不足和缺陷,这也从反面显示出文章技巧的极大成功。

文章第三段紧承上文,进一步揭示朋党说的起因。在作者看来,朋党说的兴起是在朝奸佞小人有目的行动,意在“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”、“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”,从而“夺国与人”。他们以此为武器,将朝中正人君子及其亲戚故旧、交游执友、宦学相同者和门生故吏一网打尽,以便行其不法,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然而此段文字对于朋党的界定仅是表面形式上的,容易贻人口实,所以文章第四段又对朋党作了内涵上的分析。

文章第四段从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的浅显道理入手,完善自己的议论,力求无懈可击。“善者必相称誉”与“得善者必相荐引”二句,实际阐明的是君子“群而不党”的儒家理论,从而论证君子“善善之相乐”而无所谓朋党的事实,斥责了小人倡言朋党说的荒诞。

文章第五段又转入对君子正言立朝作用的肯定,分析了小人之所以要将君子赶尽杀绝的原因,使全文议论达到了高潮。“可夺国而予人者,由其国无君子,空国而无君子,由以朋党而去之也”,这是对朋党说倡言者的最为有力的一击,因为它最能引起统治者的瞩目。

文章最后一段又转入感叹,与首段相呼应,对全文论点进行总结,造成一种再三强调、反复陈言的回环效果。“一言可以丧邦”出自 《论语·子路》篇,有一次鲁定公问孔子说:“一言而丧邦,有诸?”孔子婉转回答了这个问题,认为人君之语:“如其善而莫之违也,不亦善乎? 如不善而莫之违也,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?”文中用“一言可以丧邦”一语,是指朋党说足以亡国,以期引起统治者的再次瞩目,引为戒鉴,言简意赅,发人深省,耐人寻味,言有尽而意无穷地传达出作者的思想,足以令人掩卷深思。

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云:“原夫论之为体,所以辨正然否,穷于有数,究于无形……故其义贵圆通,辞忌枝碎; 必使心与理合,弥缝莫见其隙,辞其心密,敌人不知所乘,斯其要也。”以此衡量这篇史论,极中肯綮。全文除去首尾两段感情色彩浓烈的议论外,第二段以汉、唐史实为主,做好下面议论的准备;下面三段议论层层深入,每段后皆以“故曰”总括全段大义,要言不烦,极其卷舒自如之势,鞭辟入里地将朋党说批驳得体无完肤,置朋党说的倡言者于死命,失去反唇相讥的机会。

作者欧阳修是宋代著名文学家、古文大家,对后世影响甚大。他所撰写的《新五代史》贯申所谓《春秋》义法,并以之作为评人论事的准的,达到为宋代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,虽不无迂腐之处,但由于他语言运用简练得体,文章逻辑细针密线,结构布局精心独到,因而诵读之下,琅琅上口,铿锵有力,自有一种义正词严的魅力在。作者自己对文章道与文的联系是相当重视的,他认为文章“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,道未足也。若道之充焉,虽行乎天地,入于渊泉,无不之也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,也许正是此文合乎他立命安身的儒家道统,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,挥洒自如,有一种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气势。

字数:4064 作者:赵伯陶
知识来源:关永礼 主编.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.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.1989.第434-438页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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