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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宗元 敌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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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2-9-22 16:08:2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敌戒 原文赏析

皆知敌之仇,而不知为益之尤; 皆知敌之害,而不知为利之大。


秦有六国,兢兢以强; 六国既除,乃亡。晋败楚鄢,范文为患; 厉之不图,举国造怨。孟孙恶臧,孟死臧恤,“药石去矣,吾亡无日”。智能知之,犹卒以危;矧今之人,曾不是思!


敌存而惧,敌去而舞,废备自盈,只益为瘉。敌存灭祸,敌去召过。有能知此,道大名播。惩病克寿,矜壮死暴,纵欲不戒,非愚伊耄。我作戒诗,思者无咎。


孟子一生困顿,然而于困顿之中,他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紧张有致,未尝辍学于万一,过得很充实。他总结自己的经验,很沉重地说出了一句名言:“生于忧患,而死于安乐也”。其后,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里,于沉重之外,更带着悲愤,说出了相同的道理:“昔周文拘而演《周易》、仲尼厄而述《春秋》,……诗三百篇,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为也”。


建立在对封建社会深刻认识基础上的这种有识之见,在柳宗元这里,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尤其是他被贬之时,成为他创作的丰获季节。宛似明珠,在被埋没时期,得了地压和地火的锤炼,终于大放异彩。《敌戒》一文,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
《敌戒》全文不足二百字,可谓短小;且音节铿锵,读来琅琅上口。于此小小体制之中,纵谈古今,以其极富哲理性的分析,深刻地阐述了一个独到而无可辩驳的见解,已属不易;更难能可贵的是,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力穿纸背的战斗精神和直冲霄汉的无畏气魄。


曹丕《论文》说:“文以气为主”。这话虽非至理,却也颇有见地。《敌戒》的成功,即在于此。这是秉天地之灵气而形成的勃勃之英气、荡荡之豪气,遂成柳宗元一家之气。


“皆知敌之仇,而不知为益之尤;皆知敌之害,而不知为利之大。”开门见山,先声夺人。既无矫揉造作之媚态,更无缩首畏尾之怯姿,一个“皆”字,写尽了柳宗元对碌碌世态的鄙视,也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高于世人的脱俗之见,将一声棒喝,落在昏沉沉的社会之中。敌人的存在,固然是我们的仇人和祸害,但是,对我们有好处的地方却很多,有利的地方却极大。这一段,鲜明地反映了柳宗元的一贯性格。


提出论点之后,柳宗元引了三个历史事实作为论据。第一个是战国末年秦与大国争雄,秦统一及亡于陈胜的故事。当时秦处于中国西部的荒蛮之地,对手是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等中原文明之乡,地广物博,经济发达,人才济济,兵强马壮,尤其六国联兵,叩关攻秦,对秦形成极大威胁。秦面对这一敌人,时时怀惧,真可谓“枕戈待旦,以防敌患”,出于生存及争霸的需要,用商鞅法,励精图治,终于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。然而,“六国既除,����乃亡”,����:骄傲自满的样子。秦始皇鞭策宇内,自以为万世江山,固若金汤,于是修阿房,筑长城,建陵墓,骄横万状,毁尽民力,寒透人心,致使大泽揭竿,天下响应。秦至二世而亡。第二个是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的故事。鄢陵,春秋时郑国地名,今河南省鄢陵县。晋军胜,楚军败北,晋大夫范文子认为“外宁必有内忧”,担心因胜而骄,因骄致祸,故劝谏晋国君厉公,但厉公乐而忘忧,骄横乱政,最终造成全国臣民的怨忿。第三个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孙与臧孙互为敌仇的故事。孟孙先逝,臧孙对孟孙的死非但没有庆幸之感,反而十分忧虑,“孟死臧恤”,恤,忧虑。臧孙说:“能够时时针砭及疗治我的药物和石针丧失了,我离死的日子也不远了。”


这三个故事由广而狭、由大而小,以“家事国事天下事”的不同层次上论证了共同的主题思想: 因敌而忧,因忧而戒,于是精于业,思于行,于是才能生存,才能发展。相反,因敌亡而纵欲,沉溺于享乐之中,危险也就来了。引证这三个史实之后,柳宗元感慨地说: 聪明贤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,尚且遭到危难,何况今天的人,竟对这些道理连想都不想!“矧今之人,曾不是思!”以反诘之语出之,颇发人深省。


最后一段,柳宗元做了推理。今天的人,心怀浅薄之见,“敌存而惧,敌去而舞”,解除戒备,自满自足,这样的结果,只会更加招致灾祸。反不如正视现实,凛然面敌,充分认识到: 敌人存在,能使人提高警惕,免除祸患; 敌人离去,则易使人麻痹大意,招来过失。知道了这个道理,方能光大其政治主张,使名声得到远扬。同样的道理,“惩病克寿,矜壮死暴。纵欲不戒,非愚伊耄。”惩: 警惕; 克: 能够; 伊: 是;耄: 糊涂。因曾病而警惕,能够益寿延年; 自恃身体强壮,可能突然死亡。放纵自己的嗜欲,不加节制,不是愚蠢就是糊涂。


柳宗元以极其鄙薄的口气评判了这类“今之人”,他们目光短浅,胸无大志,无进取之心,有苟且之意,不敢自信自强,战敌而胜之,只一味恐惧,甚至寄希望于敌人的偶然失利。假如敌人一旦灭亡,则沾沾自喜,醉生梦死。这些可怜虫,用来理家,则家败; 用来治国,则国亡; 用来平天下,则天下乱。那么,该做什么样的人呢?柳宗元之意已不言自明。


这篇文章通过引证历史上的经验教训,加以理论上的分析、发挥,深刻揭示了国家政治及个人身心修养上敌对事物的有益作用。


章士钊《柳文指要》中认为《敌戒》具有尖锐的针对性,是向唐宪宗等敲的警钟。这种看法很有见地。元和十二、十三年 (817—818),唐王朝先后平定了淮西等地藩镇的叛乱。一时间似乎呈现出中兴景象。柳宗元此时虽被贬柳州僻壤,也为这一胜利而振奋,写了《平淮夷雅》等文,表现了欢欣鼓舞的心情。然而这时王朝统治集团却陶醉于胜利,唐宪宗颇有不可一世的架势,于元和十四年七月,加尊号为“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”,更加纵侈横暴。“敌去而舞”,柳宗元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危害,又不便明言,心情沉重地写下了这篇短论。果然,“矜壮死暴”,唐宪宗在加尊号的次年,便死于宦官之手,唐王朝也日益走向败亡。


《敌戒》是用韵文形式写的说理文,观点鲜明,见解精辟,哲理性很强,由此及彼,由表而里,议论独到而推理深刻,感情饱满而不溢于外,这充分显示了柳宗元深厚的艺术功力。


《敌戒》在艺术表现形式上,也是十分精美的。全文除开头一段用五七言两句相对而外,余皆四言句,且注意用韵与换韵,显得节奏明快,铿锵有力,音韵清亮,读来上口,而换韵的运用,又使文章自然流畅、曲折起伏,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美的享受。此外,全文行文之爽利,用笔之精练,确实做到了惜墨如金,不令后人增删。兼之韵味悠长,若地底之钟鸣;浩思渺远,如天边之雷响。将不尽之情,书于有尽之纸帛,然于纸帛之外,情犹未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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