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画大师吴建柱（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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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画大师吴建柱

     吴建柱，高级工艺美术师，首创了各种书体入壶，使其内画鼻烟壶由工艺品升格为艺术品。两件作品被故宫博物院收藏，被专家称为“中国内书第一人”。一九四五年生于博山，十四岁便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学习内画，是“鲁派”内画二代传人薛京万先生的关门弟子。

    鼻烟壶是舶来品，洋人吸食鼻烟的器具。鼻烟壶登陆中国，情形为之一变，实用变成了把玩。把玩是东方文化独有的情趣，更是能力。大清嘉庆年间，自从傅甘桓以水晶料器取代珠玉牙瓷首创内画鼻烟壶，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。料器就是琉璃。外乡说琉璃，京城叫料器。而我的家乡山东博山，隋唐元明清代皆称颜神，康熙帝师孙廷铨又称颜山，是明清两代中国琉璃的制造中心。康熙《益都县志》记载：“其器用淄砚、琉璃、瓷器，颜神镇居民独擅其能，镇土瘠确，而民无冻馁者以此。”博山鼻烟壶以及吴建柱内画艺术在其发展史上居于何种位置，是我很早就想厘清的一个课题抑或夙愿。我结识李克昌先生为时不晚，只是先生去国离乡，远居澳洲，音信渐疏，幸好与吴建柱先生的交往延续了下来，使我不时有机会观察博山内画鼻烟壶的气息和走向。

田园风味(1996年故宫博物院收藏）

    李克昌、张广庆、孙即杰、吴建柱、王孝诚、张广忠、王继泉、文向君都是博山人引为骄傲的“鲁派”第三代内画大家。他们中的每一位，又都是我所景仰的前辈乡贤，不论乱世盛世，他们都寂寞一隅，为自己心仪的艺术躬耕不辍，是值得家乡敬重和铭记的出色艺人。

    到了清朝光绪年间，北京的周乐元承传了傅甘桓，与马少宣、叶仲三等人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内画家群体，便是“京派”。京城与博山在明清两代琉璃生产协作史上过从甚密，犹如“前店后厂”。乾隆《博山县志•孙延寿传》说：“家自洪武时隶籍内廷班匠事，故世执琉璃青帘。”青帘就是琉璃制品中最为高档清雅的一种，此处泛指琉璃。颜神镇孙氏家族，世为明代宫廷二十四衙门中的“内官监”管辖，成为内廷琉璃班匠，在颜神镇监造琉璃产品供朝廷使用。如果说江西景德镇的浮梁瓷局是御窑官窑，那么将博山孙氏家族的琉璃大炉称之为明清“琉璃官窑”实不为过。入清，朝廷虽不久即裁并了“内官监”，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却多取用自博山。论琉璃制造，四海之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博山一样，与明清宫廷有着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。

    清光绪十六年，一位叫王凤诰的博山人，以行贩琉璃料器之便，自京城将内画技艺带回博山。民间画师毕荣九、薛向都、孙坦普几位先辈很快注入了自己的特点，遂成“鲁派”始祖，形成与“京派”的双峰对峙。到毕怀远、薛京万、张文堂、孙雪村诸先生时，“鲁派”传人已是第二代。

毕荣九内画作品（王冬先生提供）

    有史料为证——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上海交通大学编行《交大季刊》第十三期科学号谢惠《山东博山玻璃工业概况》云： “查内画之业发轫于逊清光绪时，是时北平周乐元氏，颇负盛名。周氏故后，冯少轩氏继之。博山有料客王东海者，贩货赴平，因交易而识冯氏，遂得其真传。回博后，授其艺于毕荣九，毕氏又授予张文堂及袁益三二氏……今王袁诸人，相继物故，而博山之能内画者，有梁文焕，赵心如，张子祥，辛西园，王如亭，孙雪村，及薛禄万诸氏。”

      1959年4月，14岁的吴建柱进博山琉璃厂内画组学习内画。时间不长，吴建柱就在自己心中确立了内画艺术的偶像，那就是马少宣。壶里写字受竹笔限制，马先生只能写楷，写不了行，草。竹笔含墨量有限，使得笔画不能连贯，不能体现用笔，但马先生的恭楷结体非常严谨。纸上没有十分，出不来壶里的七分。这些奥妙不书写的人根本无从体会。

    吴建柱独钟马少宣决非心血来潮。起因得从吴建柱的父亲吴金庭说起。就在吴建柱将要踏进内画艺术门槛的时候，父亲郑重地告诉他，学好内画，需要书画双修，务必要学好写字，一定不要学成个工匠。当时的内画老师，都不会写字，更不主张书写，壶中故不题款，理由很简单，外国人不识中国字，多此一举。张文堂几乎不写，薛京万不写，当时成就最大的张雪村也基本不写。老师们送给京剧名旦尚小云的内画壶，得叫吴建柱这个学员往壶上代题。

毕荣九内画作品（王冬先生提供）

    父亲之所以能够给吴建柱一个受用终生的告诫，得益于吴老先生的文化和眼界。吴金庭先生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教员，曾经在夏家庄、西河、税务街、韩家窝当过老师，在夏家庄时还任过校长。五十年代初，学校的学生一放假，教育当局不许教员们回家，得去“受训”。因为凡是识字的教员都是国民党时期过来的，可利用而不可重用，而工农干部又没有文化，依赖这些教员又不能相信这些教员，便利用假期为其“洗脑”，以图使其脱胎换骨。吴金庭先生的侄子，吴建柱大伯家的长兄吴树生，与博山革命先驱张敬焘一世革命，成立中共博山支部的时候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。日本占领时期被捕，吴氏家族举家沦为“匪属”。伪博山县颜山镇公所的人员说，“五家连坐”没人跟你们“匪属”家连，总也不是个办法，家里得出个人到镇上帮忙，尽尽义务，不然谁敢跟你们家“连坐”？吴建柱的大伯心智恍惚，二伯没有文化，只有父亲识字，为了全家人的生计，就去镇公所当了会计，后擢升为副保长，感觉虽说事出有因，堂堂一介文化人为伪政府跑腿效力，总有气节不保之嫌，前后干了47天伪差以后，便毅然去职，在逃反的时候随难民去了济南。大概在1955年，已经预感到政治气候波诡云谲的吴老先生，在教员职位上又一次辞职不干了，先是在家炸油条，后又推磨卖豆浆，养活着吴建柱姊妹仨人。

    特殊的命运和遭际，赋予了吴老先生在当时就超凡脱俗的见地。吴建柱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给他讲过的两个人物故事。

    西冶街有个北胡同，北胡同有个举人叫徐春台，才学一流怀才不遇，举人以后屡考不第，一气之下跑到家族墓田挖了个坟坑把自己埋上。他刚直不阿，净为人请命，打官司说公话，与其他名流不同政见常常对簿公堂。父亲还敬佩一个淄博六中的老师叫亓竹溪（音），才情出众。1946年4月8日，叶挺、王若飞、博古、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自重庆飞返延安，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遭遇空难，举国震惊。鲁中军区党政机关及淄博党政军民数万人集会追悼，集会组织者事先约集众多文人墨客撰写挽联，经淄博特区专员公署裁定，唯亓竹溪胜出中选。

    吴老先生还在日常生活中垂范后人。他为人诚笃忠厚，颇为远近邻里敬重。每有纠纷，或家务或房产闹了饥荒都来找父亲说事。需要向上条陈的就亲笔秉公书写，法院、公安部门的公务员都说，吴老先生的文字写得清楚说得明白，一看就是他的手笔。逢年过节，对联，龙灯，花灯，大字小字都敢写。父亲的毛笔字很好，曾经为吴建柱手抄过厚厚一大本法帖，让他比着练习。父亲的所作所为和讲给吴建柱的人物故事，无非要吴建柱永远不甘落后，轻易不向命运屈服，要学习，要有文化，有文化才能有眼光，有文化有眼光才能担当。

    借助于父亲的秘笈指点，吴建柱一眼就盯上了马少宣

    烟壶里写字，从马少宣开始。他的欧楷遒劲挺拔，齐整秀气，几无破绽。马少宣内画的别开生面，就在于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诗书画一体的绘画传统，很好地熔铸在方寸之间，他的烟壶在卖价上一路坚挺便不再奇怪。

    吴建柱加盟“鲁派”之初，便对自己一生的艺术追求有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定向，接下来，吴建柱穷其一生，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方向进取。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，充当了吴建柱的“贵人”。淄博瓷厂有位毕成彦，毕龙九老先生的长孙，其叔与一代著名画家李左泉先生一世，他也跟李左泉共过事。他的两个叔叔，还有瓷厂彩绘组的负责人蒋庸夫，知道毕成彦没有文化，叫他来到淄博瓷厂学着画点窑货。1959年，淄博瓷厂来博山求援，生产国庆10周年庆典专用陶瓷，博山文化馆推荐了孙心如和昃如川。毕成彦就是在此期间与孙心如熟稔。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相当怪异，出于对政治物候的恐惧，又让毕成彦回了博山，在琉璃厂内画组工作，画些宫灯上的、桌子上摆的屏风的铺丝画，也画点花瓶。孙心如对政治尚有敏感，一过节便以家中老母需要供养为由，全身而退。昃老先生留在瓷厂，“四清”时所谓的历史问题被重新提起，饱受磨难。逃过一劫的孙心如，就是这样通过毕成彦引荐成为吴建柱的启蒙老师。

岳阳楼记

    孙心如先生写隶，吴建柱就从隶下手。孙心如说从隶开始可以，以后还得学楷。写了，一星期送给孙先生看一次，孙先生谦恭热情，擅奖掖后学。经毕成彦引荐的年轻人有十来个，个个备受孙先生喜爱，学到后来，往孙先生家跑动的只剩了吴建柱一个。可惜这样的机缘没有多久，几年以后，先生罹患中风，说话做事已不方便，不久辞别人世。

    一晃进入七十年代，吴建柱受命到市里筹备农业学大寨画展，来回跑张店，一跑就是九个月。在张店期间常去图书馆，看见一份日文版的《人民中国》，登出一幅楷书，作者沈觐寿。作品精美之至，吴建柱为之倾倒。以后在报刊上每看到沈氏书法就剪下保留，仔细揣摩。参悟中吴建柱渐渐明白，沈的字是即学颜又学褚，胖学顏瘦学褚，而把褚与颜、胖与瘦结合得那么好，忒不简单。从那以后，吴建柱又步入唐楷视界。对沈老先生的心摩神追，一直持续到八十、九十年代。诚如斯言，艺术的感觉有时说不出来，不知哪一点上触动心灵，却永远忘不了。好在哪里，有时用语言不易表达。

    说到吴建柱书法的水准和定位，他只谦称十分爱好写了多年而已，不敢妄估水平，更不敢妄自称家，一句话，就是一个写字的。其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山东省刚刚成立书法家协会时，吴建柱就是最早进入省书协的八个淄博籍会员之一，此外还有侯宇爽、杨震寰、王颜山诸先生等等。其中淄博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张云铸，对吴建柱特别看好。七十年代初，淄博市举办书画展，吴建柱以书法作品参展，作品在闭展后被张云铸“扣留”，挂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1974年，博山书画家4人在市展览馆集合，去江苏南京看全国美展，吴建柱初识张云铸。张说，“你是吴建柱？还是个小青年嘛！我还以为你四老五十了呢！来我办公室坐坐，你的作品就挂在我的办公桌旁边。”吴建柱进去小坐，张云铸一直十分客气，眼神里满是对后起之秀的欣赏和怜爱。那个年代，能在书展上抛头露面的都是些老先生，譬如薛梅村、王一川、于镜三，像吴建柱这样的年轻人可谓凤毛麟角。

    七十年代末，李玉衡先生从淄博市图书馆馆长位置引退，在博山成立颜山地区书画研究会，请淄博市工人文化宫的王颜山先生负责书法，博山文化馆的王烈先生负责绘画，分头组织活动。绘画的一干人马半途而废，书法的活动下来，全仰仗于王颜山先生的勤勉热情。路长存、吴建柱、张元胜、蒋正和、赵增儒，都是书法沙龙的常客。一周两个晚上，他们聚集在工人文化宫那张大案子上，钻研纸张笔墨，切磋真草隶篆及其轻重提按、起承转合。年轻的吴建柱骑一个破大飞轮脚踏车，下白虎山，上峨眉山，从城北跑到城南，却跑得最是带劲。

    在书法造诣日渐精进的时候，吴建柱的绘画也渐入佳境。

    早在1957年，应外贸部门的提议，为内画画面牢固计，博山内画老艺人把陶瓷釉彩引入内画创作。在试制内画鼻烟壶烤彩的过程中，薛京万先生根据绘画颜料由国画颜料向釉彩颜料的改变，尝试淘汰鼻烟壶内画有史以来的尖钩竹笔，使用狼毫毛笔作画。毛笔的使用，与其说适应了釉彩颜料的要求，不如说为中国传统文人画进入烟壶开辟了崭新的领地。毛笔宜书宜画，能工能写，细如纤丝，粗能泼墨，传统中国画的线法、皴法，在鼻烟壶内壁上得到前所未有的生动施展，极大地提升了鼻烟壶内画的表现力。可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内画艺人都能在壶中挥洒自如，原因很简单，在内画毛笔问世以前，为迎迓这一划时代工具革命而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人，寥寥无几。奇迹和幸运再一次降临到吴建柱的头上，他为内画艺术而生，而内画工具的每一次进步，都为吴建柱插上飞跃的两翼。

    吴建柱小时候就对画画情有独钟。他的高小在北关小学就读，老盼着一周一节美术课，平素还主动帮老师画画黑板报，写写标语。各种画谱总是堆积在家里的书桌上。1959年，吴建柱高小毕业，去淄博三中报名填表，老老实实把父亲那要命的47天填进了登记表，中学录取榜上自然名落孙山。就重拾旧爱，让老人们淘换更多的画谱在家画画。画好一张，父亲就在画面上题字，得意之时，会信手署上“采石”二字，授作吴建柱的笔名，意在激励吴建柱，要像一个不辞疲累的采石头的苦力一样乐此不疲。14岁的一天，吴建柱如愿以偿进入琉璃厂学习内画，就在入厂之时，父亲告诫他要多读书，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画匠。

吴建柱在绘画上受李左泉的影响最大，其次是光焰，再即张文堂的大公子张雪村。在内画组里头，学员们见到的画多是丁耀东先生的铺丝画。铺丝画，顾名思义是要在画面之上铺琉璃丝，以彰显琉璃制品的华丽，衬在底下的画势必要颜色够艳丽，笔墨够浓重，才好透过铺丝，被人观赏。久而久之，绘画老艺人便养成这样的绘画习惯，动辄大红大绿，提笔浓墨重彩，不好更改。吴建柱酝酿着改变。他钦慕中国绘画史上赫然在列的文人画大师作品，在章法布局、用笔用墨上，一心追随近代名家齐白石、潘天寿，并处心积虑地在壶中应用，六十年代即开始在壶里画文人画。

    李左泉先生的指点在吴建柱的心里，每每有醍醐灌顶之妙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作者：刘培国先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