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唐嘎艺术博物院正门
其实刚开始接触唐卡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遇。那是我在西藏的时候，还很年轻，对唐卡这门艺术也没有丝毫的知识、经验和了解。藏人对那个时候我认知中的所谓的唐卡的那种崇敬和虔诚的态度，使我感到非常震撼。因为我很难去想象他们把一幅平面的绘画，视为一个非常神圣的东西，并寄予唐卡各种各样的祈愿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到处去看。看的越多，自己就越感到欢喜。于是我就觉得，我应该去更深入地了解它。
我的第一幅唐卡不是我买来的，也不是我换来的，也不是我向人要来的。我认识很多祖怙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位祖怙带我去看一位画僧画唐卡。正好我见到这个画僧的时候，他已经画到需要开脸和开眼的程度了。我在那里看了大概将近两个小时，他才只是在中间某一部分上了一点点色。其实我都已经站得很疲倦，很累了，但他还是没有任何过于迅速的反应，仍然是慢条斯理地，不疾不徐地画着。 王元昶和大宝法王合影
后来，这个僧人很可爱，他说（他说藏语，旁边有人帮我翻译成汉语），你每次站在窗口看着，都有个影子倒映进来，我都知道，你一直坚持这么长时间我很高兴，我能够感觉到你看到我画这张唐卡的时候，你也是欢喜的。我说，对，是欢喜的。他说，既然这样，我把它送给你。我说，我不能要，因为对你来说它很珍贵。而这个僧人和我说了一番话，正是这番话使我正式开始跟唐卡结缘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说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，他说“我画一张唐卡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可以再画，但如果说这张唐卡能够使你很欢喜，它可以使你今后的人生一直充满欢喜，我愿意这么做。”
这番话使我一直感动至今，而且我相信，即使在将来，无论我跟谁聊起这件事，我都一直会是很感动的、满怀欣喜的。所以后来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如果说有一样东西，它可以很安静地放在一个地方，不去打扰我们的生活，不去占用我们的空间，又能够使我们每每看到它就心生欢喜与宁静，这对我们的人生而言，它是莫大的祝愿。从那时候起，我才开始真正地去了解、收集，才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唐卡。 王元昶在藏地寻找唐卡
国内所有的藏区我几乎都去过。国外去的地方太多了，我的第一选择是当时侵略中的八国联军，我在每一个国家都有朋友，我都委托他们在有意识地收集这些唐卡。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国力很弱，使得我们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都离开故乡流散出去了。我跟我的朋友说，我想尽我所能把它们尽量地找回来。我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能力，也没有那么多钱，把所有东西都找回来，但是针对唐卡，我想我会尽力而为。 北京唐嘎艺术博物院展厅
当年我在日本收藏卡的时候，一个日本人和我同时看上了几幅唐卡。我就和这个日本人很友好地聊天，我说先生你收这唐卡是出于个人喜好还是什么呢？他说不是，我是要建博物馆。我说藏传佛教在日本很受欢迎吗？他说在日本受欢迎的是艺术。这话给我的震撼非常大，唐卡是艺术没错，但是它具有精神，它是一个超越了艺术本身而富有完整的灵魂和生命的艺术，它能够可以引领、打动，甚至乎会宽慰人的心。一个日本人在收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，在日本建博物馆，对当下的那个我来说，这是耻辱。 北京唐嘎艺术博物院展厅
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去建一个博物馆。一个博物馆需要消耗的人力和财力是巨大的，这么多年出现过很多很多的私人博物馆，但是很多最后都没有经营下去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建博物馆这个观念并不持赞同态度，甚至是反对的。 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
慢慢慢慢地积攒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大家的各种各样的“怂恿”，还有各种各样我刚开始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物最后竟然都完成了，这因缘都具足了，它就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博物馆；并不是我一开始想，我要建一个博物馆，所以我要去收五万张唐卡、一万张唐卡。这个事情不是这样，恰巧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形成了。 北京唐嘎艺术博物院展厅
博物馆真正成立之后，我立了四个规矩：第一个叫欢喜。我们要以欢喜的心去对待一个事物，这个事物会相对圆满。第二个叫传承。如果我们把传承当成一种态度，它就会产生一个精神，这个精神就是第三个，叫严谨。如果我们在做博物馆都无法做到严谨，这样会误导这个社会，误导所有对佛教艺术、唐卡艺术喜爱的人。第四个叫担当。这四样东西放在一起，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叫做“一个欢喜的责任”。 朝圣路上
人生不仅仅只是活着，也不仅仅只是朝九晚五，也不仅仅只是吃饭睡觉。如果我觉得我有这个条件和能力，刚好有这个因缘做了这个博物馆，恰巧这件事情又是我想要做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物，我都是欢喜的，何乐而不为之？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找到一件半件这样的事情来做，不枉此生。
文章来源：喜雅艺术
